南川区德隆镇金山红茶厂，制茶工人正在晒青。（资料图片）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刘勤晋（中）在查看新培育的大树茶生长情况。通讯员 甘昊旻 摄/视觉重庆

　　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村民正在采摘古树茶树冠层的新鲜茶叶。（资料图片）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南川区德隆镇金山红茶厂，制茶工人在加工生产线上忙碌。（资料图片）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60多年前，在四川成都一所中学的课堂上，生物老师正在向学生介绍苏联园艺学家、植物育种学家米丘林的故事。米丘林把苹果枝条嫁接到野梨砧木上，培育出了新品种“梨苹果”。台下，一位名叫刘勤晋的青年听得津津有味，一颗学农的“种子”就此种下。

　　60多年来，他先后成为了西南农学院教师、西南农业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福建天福茶学院首任院长、福建武夷学院特聘教授、重庆市首届茶学学科带头人、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名誉院长……

　　如今，耄耋之年的刘勤晋，已经“卸”下了许多职务，但他还是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名誉院长，一直关心着南川大树茶的开发和利用。作为南川大树茶的发现者之一，从1979年起，他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近期，以大树茶为代表的南川茶旅融合发展入选第三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这让刘勤晋感到欣慰，“这说明南川大树茶已经成为了受人关注、带动性强的富民产业。”

　　闯入茶世界的学子

　　1958年，19岁的刘勤晋，成为了西南农学院茶学专业的一名学生。

　　那时候，学生们第一学期不学习文化课，而是到农场参加劳动。西南农学院的农场内没有茶园，于是第二天，老师就带着他们到重庆璧山新胜茶厂搬运茶苗，在学校开辟一个新的茶园。

　　一直在平原城市生活的刘勤晋来到山城重庆，虽然还不习惯出门爬坡、走山路，但对身边的新环境、新事物都很好奇，“我们种下的茶苗，第一年就长到了一公尺，第二年就能采茶了。我觉得很有趣。”

　　就这样，在老师传授茶叶的基础知识后，带着一种“新鲜感”和一颗“好奇心”，他常常就着馒头和凉水，在图书馆学习茶叶知识，在学校的茶园了解栽培技术，在城市茶馆辨识不同的茶叶。

　　大四那年，工作问题摆在了刘勤晋面前。“我们当时有几个去处，可以去茶厂、去农业局，也可以进外贸系统，或是留校。”刘勤晋思忖，前面几个选择都不能继续做学问，所以他选择了留校，成为了一名助教。

　　命运的齿轮由此开始转动。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成立茶学教材编写组，刘勤晋被分到了制茶组，跟着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跑了全国不少茶区。“这次难得的机会，让我深入茶区，真正接触到了六大茶类。在这以前，我都是在书上学习茶知识。”他告诉记者。

　　走出学校，许多一线制茶的场面让刘勤晋深受触动。在上海茶叶公司，他看到拼配茶叶出口；在杭州，看到了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在安徽黄山一个黄山毛峰的茶厂里，因为温度高，锅口很小的砂锅上面全是水蒸气，一般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但制茶师傅却能“赤手空拳”在锅里翻炒，“当时就觉得做茶很不容易。”而在福建武夷山，刘勤晋看到了当地茶农对茶叶的珍视，“他们仔细采摘、认真加工，把茶看得和金子一样宝贵。”

　　这趟“寻茶之旅”，让刘勤晋对制茶的理解更加深刻，再回学校教书时，他不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了很多生动的例子，能够滔滔不绝讲上半天”。

　　南川大树茶的推介者

　　1979年3月的一天，已经成为西南农学院茶学专业讲师的刘勤晋，带着学生来到南川区大观镇的茶厂实习。南川区茶叶站站长李绪延找了过来，“刘老师，金佛山南坡发现了一大片大叶茶，但我们还没法确定品种……”他的一番话引起了刘勤晋的极大兴趣。

　　“树有多高？”

　　“一两丈。”

　　“大概多少棵？”

　　“之前遭砍了一些，现在还有一两千窝。”

　　问到这里，刘勤晋坐不住了，兴冲冲带着学生前往德隆镇茶树村（当时叫德隆乡华林村）。

　　山路难行。他们一路颠簸了3个小时才抵达德隆乡。当地村民看他们舟车劳顿，端来了用大树茶树叶熬成的“干劲汤”，刘勤晋边喝边想：云南的“六大茶山”因古老的大树茶而声名远播，两千年前，茶圣陆羽就提到，巴山之中有品质优良的大树茶，“莫非它们就是陆羽在《茶经》中提到的‘嘉木’？”

　　在村里，刘勤晋发现，上山采茶的农民们出发前都会准备一把刀挂在腰上。一开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配刀”，等到了山上，农民碰到高处的茶叶，用刀砍了枝条，再把茶叶采下来，他才恍然大悟，“这印证了陆羽在《茶经》中所写的‘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

　　刘勤晋对大树茶的第一次考察，偏重于形态学：这些乔木是不是茶树，是茶科中的哪一类，适合做什么茶，通过这次考察都有了答案。

　　“我们把样本带回实验室进行了化验和分析，证明了茶树村的大茶树完全没有变种，依然保留着完整的古老基因，是罕见的古茶树聚集地。”刘勤晋说，他还进一步发现，南川大树茶的果胶含量高，叶片较软，不太适合制作绿茶和乌龙茶，更适合作为红茶。

　　这次考察成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并推动1982年四川省茶叶学会在南川主持召开大树茶鉴定会。

　　世纪之交时，重庆市科委组织了一个茶叶民俗文化的研究课题，刘勤晋是课题的负责人之一。这次考察历时3个月，考察范围是古代巴国中的长江沿线部分，西起僰道（今四川宜宾）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约600平方公里。

　　“我们通过考察摸清楚了大树茶的分布情况。”刘勤晋回忆，这些地方实际上都有大树茶，但只是零星种植，较为集中的还是在南川，其中德隆镇最多，头渡、合溪两镇次之。

　　2017年，南川大树茶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到了市区两级政府的重视。为此，市里专门成立了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并向当时已在福建武夷学院任特聘教授的刘勤晋发出邀请。这一年，刘勤晋以78岁高龄出任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首任院长，并很快带领团队再次对大树茶进行系统考察。

　　如果说第一次考察是为了弄明白大树茶是什么，第二次是为了摸清楚它的分布，那么第三次考察就是为了发展产业。

　　从登记、挂牌、编号到种质资源调查评价，从再生体系建立到选种育种，再到应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先进手段开展南川大树茶的倍性育种和分子辅助育种……这些基础研究，为南川大树茶的开发与利用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一片“大树叶”逐步成长为年产值1.5亿元的“大产业”，大树茶变成了“摇钱树”。

　　茶树村的“贵人”

　　9月17日，84岁高龄的刘勤晋再次来到了德隆镇。这一天，记者也跟着去了。

　　“这几十公里山路弯道挺多的，您不晕车吗？”

　　“还好吧，晕车主要是人体大脑运动指令和感觉反馈不一致产生的反应，所以过弯道前减速就行。”他接着又说，“到这里就像回家一样，心情也不一样。”

　　刘勤晋在这里的确有“家”的感觉：茶树村嘉木源大树茶历史文化馆里，陈列着他的研究资料；金山红茶厂负责生产和技术的两个经理是他的学生；村民见到他也十分热情，仿佛老朋友一般。

　　“不光是老朋友，他更是我们村的‘贵人’。”说这话时，58岁的村民朱文兵一脸认真。

　　朱文兵是刘勤晋看着长大的。1979年，刘勤晋第一次到茶树村时，拍了许多照片。当时只有15岁的朱文兵第一次看见照相机，很是稀奇，于是便在刘勤晋与大树茶合影时“偷了个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朱文兵先后成为了当地小学的教师，大树茶种植大户和历史文化馆讲解员。光是去年，他就接待了上百批次前来参观的人，其中既有领导干部，也有茶叶专家、企业家等。

　　“茶树的价值，可太大了。”他说，自己种了20多亩、6000多株大树茶，每年仅是卖鲜叶就能换回20多万元收入，“这还不算我办的农家乐。”

　　“尤其是金山红茶厂办起来后，鲜叶的收购价从每斤十几元逐渐提高到了近200元，每年光是收购鲜叶和给村民发工资，就要200多万元，这可是实打实的收入。”34岁的吴科是金山红茶厂的负责人之一，也是“千年金山红”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

　　“以前我们这里多偏，多苦啊。”土生土长的他感叹。为了找个出路，吴科曾想通过读书“鲤鱼跳龙门”，便报考了机械专业，后来去了上海工作，但如今还是家乡的大树茶把他吸引了回来。

　　“这个产业有搞头。”他的话很直白，村里曾规模种过玄参、烤烟，但现在都没了，“基本上都换成了大树茶，（它的）带动性最强！”

　　有返乡创业者，也有外来者。金山红茶厂的技术负责人谭树立，是刘勤晋在福建武夷学院时的学生，老家在河南洛阳、今年29岁的他，已到德隆镇6年。“其实毕业时在福建也有机会，我就是想跟着刘老师学技术，所以成了‘新茶树村人’。”他说，“刘老师现在带领我们研究紧压茶，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让夏秋茶得到更好利用，从而带动更多老百姓增收。”

　　正值周末，在大树茶历史文化馆里，游客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刘勤晋提高了声调，向吴、谭二人讲述着大树茶的历史渊源，一如当年他的老师讲述米丘林的故事一般，在两个年轻人的心里种下为茶奋斗的种子。

　　对话>>>

　　荣誉等身，但他仍像少年时一样对茶充满好奇

　　——访重庆市古树茶研究院名誉院长刘勤晋

　　北碚区天生桥天生路95号附25号，西南大学南社区居委会里，有两排红砖建筑。这是西南大学为学术突出的老教授们修的住宅，每一栋门前都有一块宣传展板。

　　刘勤晋就住在这里，记者在他门前的展板上看见了诸多荣誉：“杰出中华茶人终身成就奖”“中华优秀茶教师终身成就奖”“吴觉农勋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尽管荣誉等身，但他对茶仍像少年时一样充满了兴趣，一说起便滔滔不绝，“永远保持对茶纯粹的好奇心。”他说。

　　重庆日报：我看过一些资料，您好像是误打误撞进入这一行的？

　　刘勤晋：是的。我的高祖父名叫刘沅，是清代中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儒学大师，他是四川“槐轩”学堂的创始人，我家里祖祖辈辈也一直是做教书育人工作的。中学时期，我的语文成绩很好，所以家里也曾希望我去教书。

　　重庆日报：那您后来留校任教了？

　　刘勤晋：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家里还是想我去教语文，听说我学了农，还是有一点失望。所以后来在分配工作时，我选择了留校，先是当助教，后来成为讲师和教授。

　　重庆日报：这么多年，有后悔过吗？

　　刘勤晋：没有，我还是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而且真正进入这个领域后，还是感到妙趣横生。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0多年，也算是做了一点成绩出来。

　　重庆日报：60多年来，您退休前一直在西南大学，中途有人邀请过你吗？

　　刘勤晋：要说有也有。1982年，成都那边有个竹叶青茶叶项目，我受聘帮他们搞起来后，峨眉山市领导邀请我去当地办企业，但我还是想搞研究，就婉拒了。

　　1985年，我去日本静冈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后准备回国时，一家从事普洱茶和沱茶贸易的公司负责人专门坐新干线过来，开出高薪请我做技术服务，我还是谢绝了。毕竟制茶的根源在中国，我就想着要把在日本的研究成果带过来，洋为中用嘛。

　　重庆日报：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排在最后一位，它好像从来不是必需品。您对此怎么看？您从业这么久，是不是也遇到过一些挫折？

　　刘勤晋：当然，学术上的暂且不说，推广上因为“它不是必需品”这个身份，就遇到过好几次。

　　第一次是在动员农民种植大树茶后，因为要几年才能有收益，那时候又没有想过套种之类的方法，所以有些人就把茶树砍掉了，还说些风凉话，我心头很难受。

　　第二次是2000年前后，有一次座谈会上，我提到了重庆是茶叶的起源地之一，北纬30°的区域也是最适合种茶的地方，但这么多年一直没发展起来，希望政府投资一个茶叶的苗圃。时隔几年，平坝地区的大观镇建了个苗圃，但因为海拔、土壤等环境因素大不一样，苗子死了很多，既花了钱也没见到效果。

　　重庆日报：那现在呢，还有什么烦恼？

　　刘勤晋：南川大树茶有了一些名气后，也开始有流动的贩子进村，撺掇村民们把刚长出来的嫩芽采了。同时，我们发现市面上居然也有一些冒充产品，这些都是对产业的挑战。我们希望政府和村民们能够稳扎稳打，把大树茶产业稳步做强。（记者 颜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