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被列为八大重点任务之一。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粮食产量连续6年超1.3万亿斤，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但对于“盘中菜”来说，有多少蔬菜是国产的？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在蔬菜领域，我国的“芯片”有多大自主权？蔬菜种源是否也有“卡脖子”问题？欧洲蔬菜生产大国是怎样利用先进种业促进蔬菜行业发展？《环球时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蔬菜种源“卡脖子”问题在我国一直广受关注。早在2010年就有媒体报道，我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蔬菜品种八成姓“洋”，洋种子占据寿光种子市场80%的份额。西红柿、五彩椒、无刺小黄瓜这几种在大棚内种植的蔬菜百分之百都是国外的血统，茄子等蔬菜中，洋种子也占据很大一部分。

　　　　十年过去了，这一局面是否有所改观？《环球时报》记者近日采访了寿光市新世纪种苗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陈经理告诉记者，目前寿光蔬菜市场上国产种子的占比相比以前已经有了大幅提升，国内市场消费的蔬菜中，国产种子占比已经达到80%以上。

　　　　小众蔬菜依赖洋种子

　　　　“其实在我国，洋种子主要用在出口蔬菜方面，主要集中在彩椒、甜椒以及一些较高档的硬粉西红柿上，而在黄瓜、茄子、辣椒以及大白菜等蔬菜上，咱们国内的育种还是非常强的。”陈经理告诉记者。

　　　　目前我国国内居民的餐桌上，还有哪些蔬菜需要完全依赖洋种子？陈经理告诉记者，一些小众蔬菜，如孢子甘蓝等用的是国外种子。此外，国内吃的胡萝卜也是以日本、韩国的种子为主。而在洋葱方面，长日照洋葱以使用欧美种子为主、中日照洋葱则以使用日本、韩国的种子为主。陈经理解释称，在以上两种蔬菜品种中，洋种子种出来的品种品质更高，以胡萝卜为例，日本和韩国在育种过程中更加注重保持“三红”，即胡萝卜的皮、肉及心的颜色一致性。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副院长、育种平台主任张兴平在采访中也对《环球时报》记者谈到，在我国国内市场，只有相对小众一点的蔬菜，如西兰花、菠菜、孢子甘蓝等蔬菜的种子采用的是洋种子，但对于我们国内普遍食用的“国菜”白菜来说，洋种子在口感等各方面的表现中，都竞争不过国产种子。

　　　　洋种子先进在哪

　　　　陈经理和张兴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都提到，国产种子和洋种子孰强孰弱，关键因素在于种子的研发历史。陈经理以彩椒种子为例解释称，洋种子种出来的彩椒品种，在果肉的厚度、口感、风味乃至耐运输性等方面都要优于国产种子，原因就在于国外“在这一块的研究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而张兴平则表示，国产白菜种子之所以相比“洋种子”有优势，也是因为我国有好几代人一直在从事育种和研究工作。

　　　　当前，国产种子和洋种子在哪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张兴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虽然中国的种子公司规模还比较小，但由于我国的育种基数大，因此国产种子和洋种子相比，在品种的遗传构成上已经没有大的差别。而在种子的健康程度方面，中国和外国种子的距离反而在拉大。

　　　　“国外的研究机构在种子的生理学及病理学上下了很大功夫，每一粒种子长出来后都是一个很健康的苗，不带有病原菌，这一点国产种子还不一定能做到，甚至有时候还把整个温室都污染了。”张兴平说，此外，洋种子的一致性更好，农民种到地里后，发芽整齐一致，种出来的蔬菜产品看起来也几乎一模一样，蔬菜的商品率非常高。

　　　　育种技术“卡脖子”？

　　　　当前，以全基因组选择育种、转基因技术、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技术已成为国际育种的前沿和核心，生物育种技术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抢占科技制高点、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战略重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洋近日表示，在生物育种技术中，诱变育种、杂交育种、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以及转基因育种都是2.0或3.0版本的技术，基因编辑技术才是当前最高的技术水平，也是全球育种业正在竞争的制高点，应该称为现代育种技术的“4.0版本”。

　　　　在基因编辑技术中，时下最新、最火的技术当属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法国女科学家埃玛纽埃勒·沙尔庞捷和美国女科学家珍妮弗·道德纳就是因为研发了该技术而被授予2020年诺贝尔化学奖。该技术的专利目前掌握在美国手里，今后我国科研人员在使用这一技术进行基因编辑时，是否会有“卡脖子”风险？对此，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表示，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同时也是可以解决的。因为除了专利属于美国的CRISPR/Cas9以外，还有Cas12a、Cas12b、Cas12i等技术，这些技术都可以绕过Cas9。

　　　　朱健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靠传统育种，中国要赶上国外种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几十年，但新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让中国“弯道超车”，完全有可能让中国种子有竞争力。朱健康认为，未来在基因编辑技术产业化领域，一旦有了明确的政策支持，就可以把基因编辑技术都用到农业育种当中，“几年以后，我国很多种子不但不需要依赖国外，还可能输出到国外去”。

　　　　张兴平在采访中也谈到了生物育种产业化的重要性。他告诉记者，一些农业产业化做得好的国家，在从事育种工作的时候，其规划是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的。不管是以色列、美国还是荷兰，这些农业强国都是花费相当大的功夫去研究农业战略，研究农业育种领域的技术方案和产品规划后再去实施。“每当他们研发出一个农业产品的时候，市场上早就在等着了，”张兴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