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贯穿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让乡村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 

　　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虽然历来不乏“民本”“重农”等思想，甚至在名义上“民意”即“天意”，但本质上民众仍然被视作供封建士大夫驱遣的被动、无知的“群氓”，在文化上身处边缘和“暗角”。这种价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现代”。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革除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旧文化的丑化、矮化农民倾向被从根本上否定，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国文化在理论设定上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价值转向”。

　　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内在地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与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频频互动。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红旗谱》《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例如，柳青在《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翻心”的伟大转折。《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总体上，大批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在文化舞台和社会舆论中不再是曾经的旧戏舞台上的“渣滓”，而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昂首阔步的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生产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态上的自卑，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农民熟悉的乡村话语、本土素材，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乡村“地方性知识”，重塑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变“散”为“聚”。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在有大量传统因素遗存的乡村社会，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质利益引导来动员农民外，还必须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知识”来建立和维持新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要尽可能成为一个分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近似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体。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开会诉苦讲家史村史“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总之，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形成自身的舆论和村庄文化，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

　　其次，发掘乡村文化资源，促进群众性文化事业，引导群众自我宣传、自我教育，增强乡村文化主体性。在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一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下乡找农民”，另一方面强调在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中蕴藏着许多优秀文化素材，较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它们往往因更符合农民的接受能力和客观需要而更有生命力。因而，毛泽东大力倡导农民群众充分挖掘生活化的内容，进行加工创作，同时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他们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比如，他充分肯定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1958年，毛泽东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歌运动”，意在动员农民自发挖掘乃至创作民歌来彰显英雄气概，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都活跃起来。尽管当时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粗糙，但农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在“自己演、演自己”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增强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乡村社会的“精气神”逐渐凝聚起来，农民那种被动、怯懦、“感觉事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态也得到历史性的扭转。

　　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一种文化要立起来、强起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凝结和贯穿其中的价值观的生命力、感召力。要彻底扭转乡村、农民的落后精神面貌，就必须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品格和价值追求，清楚地表达新的时代条件下农民应当崇尚什么、乡村应当提倡什么、未来乡村应该是怎样一幅图景，并充分发挥这些价值观念的教育引导作用。

　　毛泽东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以对农民群众的能动性认识为例。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动色彩，但“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并化作乡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引导农民将朴素的能动性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在主持编辑的大型文献《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的先进事迹报道，并撰写一百余篇按语，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事迹，其中不少都是农民敢拼敢闯、克服重重困难甚至“土法上马”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着憨厚质朴、吃苦耐劳、勤勉顽强、诚实肯干等中国农民传统品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的新生机。

　　毛泽东对乡村文化品格的传承改造提升，明确表达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价值导向，清楚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众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愿景，彰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尽管当时的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但乡村已不再是凋敝残破的家园，而是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生机勃勃的热土。

　　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乡村文化不仅产生、服务于乡村，更应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活跃组成部分。只有促进社会化传播，乡村文化才能更好地巩固自身的主体性，增强内生活力，进而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

　　20世纪50至60年代，在“缩小三大差别”“反修防修”“培养革命接班人”等政治话语背景下，工农商学兵等“各条战线”纷纷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尽管有特殊的政治动因，但毛泽东大力推动乡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使乡村价值、乡村故事成为“比学赶帮”的活跃参与者，说明乡村价值理念、乡村先进事迹绝不是乡村内部农民群众的“自说自话”，而是应该加以挖掘和宣传，使其跃出工农城乡二元藩篱，在乡村之外的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亲自写诗宣传乡村典型。例如，两首《七律·送瘟神》歌颂了乡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危害困扰乡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迹。他还表示这两首诗是“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在宣传乡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聊为一臂之助”。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迈遒劲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乡村的巨大转变和“遍地英雄”的崭新面貌。这些描写乡村、讴歌农民的诗作广为传唱，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