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会见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用“小康社会”来表述新开启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他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这种浅显易懂的表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著名作家郁达夫在《迟桂花》中说的一句话：“家里虽称不得富有，可也是小康之家。”当我们用“小康”与“家庭”“过日子”等词汇联结之时，我们不仅看到了小康社会所呈现的生活烟火气，同时也洞察到“小康”或“小康社会”所承载的文化价值理念，及其所隐含着的社会分配格局。就文化价值理念而言，“小康”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目标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同时又不断指导着实践。小康社会的文化价值理念在引领着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内容指向，从经济发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全面推进。从社会分配格局来讲，“小康”潜藏着强烈的反贫困意识。在全面建成小康道路上，中央把反贫困工作视为一场“战争”，就充分体现了当时城乡、区域之间的社会分配格局亟须重新调整。“脱贫攻坚战”，“脱”，意味着要消灭“绝对贫困”；“战”，意味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决战中只能赢不能输。

　　现代化与共同富裕两者间相互依存，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现代化这条道路。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实质上是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难题，即现代化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诚然，提高农民收入或者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重要体现，但“共同富裕”这个概念不仅包含“收入”这个变量，还包括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民生事业、精神状态等其他变量。

　　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在共同富裕实践中构建的“三重分配体系”，反映了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第一，市场作为主导“初次分配”的行动主体，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增进社会福利，所以政府会为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以促进社会发展。第二，各行动主体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会产生经济分化。分化的经济能力，又与分化的福利需求之间产生不匹配现象，结果会出现贫困者同时又是福利需求最为强盛的现象。政府除了是一个政治行动主体之外，同时也是福利的行动主体。因此，在一个不确定的市场中，如何发挥政府的“再分配”功能对于管理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第三，“三次分配”具有社会文化特征，它是以道德为根基，以自愿捐赠等公益慈善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

　　“共同富裕”与“现代化”具有共通性，二者互为依存、相互转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共同富裕”接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承担着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使命和任务。与此同时，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要紧紧抓住“共同富裕”中的核心问题，避免偏离前进方向和运行轨道，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最终的共同富裕。（羊城晚报）